灭佛运动

公元一世纪前后，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，此时中国正值西汉时期。佛教的传入几乎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包括宗教、形而上学、意识形态、政治、美术、音乐、音韵学、文学乃至社交习俗。无论是下到底层社会，还是上到文人墨客，也不论是下到百姓还是上到宫廷，佛教的影响可谓是渗透到了方方面面。但回溯中国历史，佛教却曾遭受过接二连三的种种横难和压迫，下令者分别为北魏太武帝（408-452）、北周武帝（543-578）和唐武帝（814-846）。这三位皇帝的谥号均为 “武”，故而由他们所发动的灭佛运动合称为“三武灭佛”。探析这段灭佛历史的深层涵义，便可察觉到其间在宗教，意识形态、政治、族裔、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复杂动机。

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，与中国本土的道教以及儒家学派之间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。 无论是因为宗教还是意识形态的导火索所引发，在每一次沉重的灭佛运动背后，总能察觉到社会经济方面的根由，这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灭佛运动中尤为显著。其中的深层原因其实很简单：佛寺不仅免于征税，而且还可向朝廷索求额外的财政援助，而这一援助大多数情况下是分封土地 。1 其引发的后果就是，人们为了逃避赋役和参军而出家为僧。这一现象在战争时期尤为明显，而这会令战争以及战后萧条的经济愈发恶化。此外，佛寺还会仗着自己拥有的大片土地，经常会参与并助长土地兼并，导致了流民激增，直接危及朝廷政权。

有些学者认为，北魏太武帝发起的第一次灭佛运动，可能是由政治叛乱引发的 2，但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却不可忽视。据《魏书-释老志》记载，太延三年（437年），由于僧人数量过多，50岁以下的人被强制还俗 。3 我们无法得知受影响僧侣的具体人数或是确切比例，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平均寿命较短，其造成的影响可能很大。胡三省（1230-1302年）在《资治通鉴音注》中解释说，这一做法有助于增加国家的劳动力和应税人口 。4 引发这场灭佛运动还有一个经济因素，那就是据说僧侣们沉迷享用以粮食酿造的酒。

在建德三年至七年间（572-578年）由北周武帝下令发起的灭佛运动中，经济因素变得更加明显。当时，中国有三个主要的割据政权，分别为北朝的北周（557-581年）和北齐（550-577年）以及南朝的陈（557-589年）。在北周武帝时期，仅北朝就有大约4万佛寺和300万僧尼（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） 。5 即使是热衷于支持佛教的北齐文宣帝（526-559）也注意到，国库的三分之一都花费在佛教方面 。6 那么，为何北周武帝与北齐文宣帝对佛教持有不同态度？部分原因是性格差异 。7 根据《周书-武帝纪》记载，武帝生活节俭8 ，因此厌恶佛教信徒骇人听闻的奢靡生活。以下是他对灭佛必要性的解释：

“崇建图塔壮丽修造，致福极多。此实无情，何能恩惠，愚人响信。倾竭珍财，徒为引费。故须荡除。”9

第三次灭佛虽然始于道教徒的离间，但其驱动力实际上还是经济。此次灭佛运动大约始于唐武宗会昌五年（845年），朝廷正处于安绿山之乱（755-763年）之后的财政困难时期。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，地方军阀势力愈发强大，顺而开始占领越来越多的土地且克扣地方税收。武宗时期也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10 ，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，朝廷因此而被迫对官员征收临时所得税 。11 在这场灭佛运动中，佛寺被关闭，全国近30万名僧尼被迫还俗，寺庙财产全部被国家征用，佛像被回收铸币。

除了这几次重大的灭佛运动之外，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还因相似原因而持续多次地受到打击。在会昌灭佛几十年前的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，儒家学者韩愈（768-824年）写下了著名的《谏迎佛骨表》，以回应唐宪宗（778-820年）在宫中祭拜佛祖舍利三天的决定。韩愈在奏折中说，佛教是蛮人的宗教，因为它的教义偏离了儒家的道德指导规范。因此，他的立场似乎是捍卫正统儒家思想。然而，正如陈寅恪（1890-1969年）所指出的，如果我们把这篇奏折与韩愈的其他作品一起品读，比如这首《送灵师诗略》：

“佛法入中国，尔来六百年。齐民逃赋役，高士著幽禅。官吏不之制，纷纷听其然。耕桑日失隶，朝署时遗贤 。”12

便可看出，在韩愈看来，佛教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。13

尽管如此，佛教仍然在个人层面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经济影响。例如，据唐代吐鲁番的一份文献记载，曾有26位女性信徒聚集起来，一同在佛教事务和昂贵葬礼的财务问题上互相帮助 。14

然而，在历代皇帝和其儒臣看来，这些积极的社会效益远不及佛教盛行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，在财政拮据年代尤为如此，这也就是佛教被压迫的根由。